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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大麻子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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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城市化:社会进步与政治企业家竞争  

2010-09-19 21:07:37|  分类: 政治经济学批判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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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城市化:社会进步与政治企业家竞争
  王大麻子 2010-09-19
  (http://lishiba1.blog.tianya.cn 和http://lishiba09.blog.163.com/)
  
  企业家主导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深化。政治企业家,特别是政治企业家之间的竞争,主导着人类文明制度的演变,主导着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变化或进步。历史上,政策不出紫金城的中央权威缺乏、中央权力衰弱的时代,也是各个地方的政治企业家们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竞争的好时机。目前,因缘际会又使中国到了一个地方政治企业家竞相竞争的时期,其结果必然会是社会文明和社会制度的进步。重庆,近年来的争议中心,其城市化措施同样引发了很多批评,但是从制度竞争角度看,重庆的做法及其进取意识,却是值得肯定的。
重庆城市化:社会进步与政治企业家竞争 - 王大麻子 - 王大麻子的博客
  不同文明、不同国家的制度竞争,会促进文明和制度进步。在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制度的长期的和平竞争中,自由市场经济不断攻克一了个又一个的计划经济的堡垒,据说国际四人帮之一的古巴,其计划经济体制也出现了松动,正开始进行民进国退的市场化改革。政治一贯正确的朝鲜,也将开始市场化改革。可以说,没有不同价值观念及其所决定的制度的竞争,就不可能有制度选择和制度的进步。整个人类文明,就是在不同制度的竞争中,在先进、正确制度不断战胜落后或错误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。
  
  同一文明区域内,若存在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,每个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,极有可能导致制度的竞争,制度的竞争必然会促进该文明的进步,促进制度的进步。从西周时期起直到春秋战国,同一个中华文明区域内,存在着几百个方国(后来优胜劣汰、淘汰兼并到战国末期只剩下几个方国)竞争,这最终导致了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部落奴役经济体制的解体,转向土地私有化的地主经济体制,政治(管理)体制则从封建体制转向郡县体制,从而实现了经济与政治体制的进步或优化。
  
  中世纪后期,人类文明的一个转折时期,西方文明区域,欧洲那块地方,存在着多个政治经济实体,他们之间的竞争产生了一些伟大的、具有竞争意识、积极进取的政治(企业)家,最终使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战胜了王权专制与管制经济,使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高度。反观中国自秦大一统之后,便出现历史的终结,中华文明停滞于秦制陷阱。纵然有王安石一类政治企业家,但在整个文明区域或其核心区域处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之下时,由于没有制度竞争只有政治内耗,最终只能是悲剧的结果。
  
  除了外部的制度竞争之外,大一统文明的社会进步,不是发生在大一统分裂解体时期,就是发生在中央集权衰弱时期。春秋战国是如此,辛亥革命是如此,改革开放也是如此。在M权威衰落的M时代后期,以及其后的弱主时期,中央对地方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控制力都大大下降,这导致了一些地方的、坚持实事求是、积极进取的领导者,在一些地区(四川,含现在的重庆,安徽)针对当地的情况不约而同的进行了改善民生的经济体制创新,这直接开启了后来的改革开放进程。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设立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,也与当时广东的地方领导的积极、勇于承担分不开。
  
  如今,中央核心权威缺乏,以至于政策不出紫金城、改革难以从高层推动,政经体制改革陷入停滞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又是三十多年前开启改革开放进程的四川的一个部分--重庆,积极的有进取心的开始了城市化(或者说是社会改革)的制度创新或竞争。当然,这种城市化的社会改革,不仅仅是在重庆发生,在一些地方都在进行。各地的城市化社会改革措施各不相同,有的地方没有地心,其城市化改革措施基本与中央的同调;北京、上海等地区则囿于特权城市利益集团的阻碍,其城市化改革如小脚女人,十年迈不出一步。相对而言,广东和重庆都比较具有积极和进取精神,当然最积极进取的则是敢于大突破的重庆。
  
  一场城市化的社会改革竞争正在一些政治企业家的主导下,在地方层级上积极展开。尽管王大麻子也反对重庆的一些做法,但对于重庆的城市化改革创新,我是十分看好的:一是其措施配套可行,比如大量的廉租房建设,比如大规模的引资和工业开发,为进城农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和住房。二是城市化步子大规模大,2011年将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多年的,三百万率先给予市民身份,然后每年将五、六十万有条件的农民转为城市市民,十年之内基本就可实现城市化目标。三是坚持自愿原则,尊重农民的自愿选择。农民不傻,仅此一点那些批评“土地换户口”会损害农民权利的人,就显得很可笑和书生气。
  
  当然,重庆的城市化社会改革,并不是完美的。土地换户口(福利),也需进一步改进。然而,这需要有更多地方的领导人像重庆那样,能抓住机会,大胆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与竞争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从中选择出一条正确的城市化和社会治理改革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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